免疫疗法

[5]参见吴建雄：《开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现代化的新境界——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7—17页。

宪法作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国家是由不同机构系统集成的庞然大物，这些国家机构如何构成、有何职权职责、如何活动、怎样发挥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都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程式，即章程。

(五) 2018年修宪，确认新时期新阶段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在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成就，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推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8年，时隔14年，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通过了二十一条修正案。作出这一修改，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第三，中国共产党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生动体现了人民至上、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和伟大情怀，体现了中国宪法鲜明的价值目标与意义源泉。总纲第一条是关于国体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规定，把党的领导写进这一条，进一步明确了国体的内涵，在《宪法》上强化了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宪法始终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发挥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作用。

党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并在党章修正案中得到确认和规定。第二，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确认了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变革成就，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性突破和整体性转型。[28]相较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帝国内部建立行省或殖民地，推行大一统的目的是维护开疆拓土的强权的最高权威和填补随着大一统国家取代地区性国家而来的社会解体造成的真空，[29]中国的差序治理则体现乃由四方辐辏共成一整体，非自一中心伸展其势力以压服旁围而强之使从我。

[72]参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中国既没有照搬苏俄基于联邦制而在权力机关之间进行纵向分权的模式，也没有借鉴苏俄的苏维埃体制横向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做法，两院制始终没有被中国宪法采纳，而是按照中央集权模式来设计一元体制。[131]See C. Thornhill, A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17-120. [132]参见朱云汉：《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1页。[12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476页。

这个常来自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帝制崩溃后的中国并没有陷入四分五裂，而是仍然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整体进入了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正如列宁指出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

强化地方利益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地方保护与区域封锁。[37][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它绝非流俗所理解的封建专制帝国。尽管1840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古今之变，宪法本身就是这个变化的产物，然而，高明的学者也提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必须有从常观变[2]的眼光，常往往是变的原因，常规定着变的样态。

[69] （二）政体条款构成政治本质的现代表现形式 现行宪法第2条是政体条款，其规范结构形成三重含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依法律直接参与国家治理。通过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实现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的转变，进而明确工农联盟，将绝大部分人口整合到人民的整体秩序中，这就实现了定于一需要的最大人口基数和社会基础。在中央，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各有分工，各司其职，都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摘要:  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原理。

[81]关于体系化的介绍，参见《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及以下。王朝虽然历经更替，但历史始终有一个延续的脉络。

[43]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21页。[118]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9月27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9页。

从行为价值系统看，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下多元价值谱系的存在，这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思想高度契合的内容。民主集中制在改造议行合一体制基础上真正模仿的是中国大一统政治中的拱卫式权力结构，它既不是权力之间封闭循环的制衡结构，也不是权力之间开放直线的接力结构。[7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又如，现行宪法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行了专门、具体规定，形成了各项国家权力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运行。法治统一是大一统得以形成的重要制度前提。[73] 二是人大在组织程序上强化集中体制。

当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驱动，中国也在逐渐由内容生产的工业社会向注意力生产的信息社会转变。[107]参见王旭：《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第5-19页。

[8]因此，宪法的理解是否符合这个逻辑也就关系到其建构的现代中国是否具有正当的生活根基，是否符合中国式生活世界蕴含的逻辑。首先，大一统是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

[23]习近平：《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2018年1月19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4-195页。田雷：《既往以为序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13页。

又如，合法的私人财产权同样也蕴含促进公有、实现分配正义的制度功能，但不是作为纯粹个体的自由权存在，因此并没有在基本权利一章规定。中央集权使得国家治理真正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避免了世袭属地利益割据和治理碎片，这就是秦者，公天下之端也（柳宗元语）的道理。[95]这段话清晰表明，中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不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分、人民与国家对抗的土壤中产生。[85][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页。

但与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地方自治不同，大一统的逻辑仍然是坚持中央集权基础上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基于对抗而形成的秩序空间，而是强调它作为国家权力延伸触角与补充而存在。其次，大一统社会经济条件中也孕育了流动，这是现行宪法接受非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分配方式的重要逻辑。

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统一汲取能力。大一统体制在中央集权基础上进行基于功能的权力分配，彼此之间形成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共同拱卫最高统治的权威，形成正确决策。

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129][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8页。

[39]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53] 三是统治与治理因素。[88]原因之二是平抑借助城市土地征收而暴富的群体，进一步防止财富专私和垄断。[4]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10月31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120页。

大一统的现代转型则设定了现行宪法的根本思想议程。正因为有着作为枢纽的国家机关的存在，因此，这种权力结构实际上不是以平行的国家任务为标准进行划分。

[91]钱穆则认为，这得益于中国与欧洲相比，自秦开始就有大量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的城市，每一城市是四周农村货物的集散中心，城乡互相依偎补足，两者打成一片。[5]参见姜义华：《何谓中国》，东方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217页。

王旭，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61]参见许崇德、何华辉：《宪法与民主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